严歌苓：在没有文学的时代

我记得我的祖母把我们家的书全都给封起来的那一年大概是1966年，因为她知道红卫兵一冲到家里来，肯定要把我们的书拿出去烧掉，所以我的祖母就自己先封起来，先把那个书柜里面贴上，用报纸把书全部蒙上，然后再把书柜上的推拉门贴上封条，但她也没写是谁贴的，就这样子还留下了一些书。我爸爸是个作家，其他的作家送书给他会签个名字，那些作家有的已经被打倒了，所以我的祖母很怕，因为他们被打倒了会牵累到我们家，就要把这些书处理掉，就是烧掉。早上生煤炉的时候，她就会在那儿烧，拿它做煤炉引火的东西，我就坐在旁边看。我说奶奶你慢点烧，我还没有看完。所以我后来看书是很快的。我爸爸他们年代的那些书，我就是这样非常非常浮光掠影地看了。大概是1969年，那个时候叫“清理阶级队伍”，就影响到我爸爸。“文革”最开始还不是打我爸爸这样的人。

我和我哥哥的童年是从报纸后面、封条后面抽出书来看，自己挑书来看。在外人看来我们家是没有书的，书已经全部被藏起来了、被封起来了。幸亏我爸爸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在我四岁的时候开始教我识字，同时教我背唐诗宋词什么的。

所以呢，在“文革”中间，我们虽然没有学上了，还有书看。那时学校都关门了，即使能去上学，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到了学校也会因为自己的父亲的原因被欺负。我们进门人家会在门上架东西，一过去推门就会砸到头上，所以我们也不怎么去上学。我的教育是在我爸爸的书房里完成的，他的书房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拜伦的《唐璜》，然后是《堂吉诃德》，接下来就是《复活》。所有你能想到的西方经典小说，我爸爸这里都有；那么还有一些书是我爷爷传下来的，就像明版的《水浒传》，还有《西游记》这些书。我从小就看到这种绘声绘色的《西游记》了，因为当年的《西游记》是有插图的，很大一本，一边是字一边是插图，很大的一张图。

那个年代应该讲是没有文学的，是一个文学断裂的大时代，所以对我们来讲其实是很不幸的，但是由于这个断裂使我成为了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。我喜欢文学，所以我看的都是文学书。我开始看的《唐璜》，看完以后就接着找我喜欢的看；到十二岁开始懂事了，就开始看《红楼梦》。

像我这样看书的孩子，在我爸爸他们的作家协会有一批，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相互交流你看了什么我看了什么。这样我就记得是到了三年级的样子吧，学校里已经开始教珠算什么的了。那么我爸爸就亲自来教，他说你不能光看书，还得学点学校教的东西，我来教你小数点、珠算。爸爸就发现我什么也不懂。我对小数点一点概念都没有，因为一点学校的基础都没有，所以我爸爸就发现我已经成了一个瘸子了，只会文科不会理科，理科的什么东西都不懂。我就记得我爸爸教我带小数点的乘法的时候，终于忍不住给了我一巴掌：“你怎么这么笨呢？”

从此他就放弃了，我的数学水平就停在了这儿，再也没有增长过。要是没有计算机我今天就算完了，数着手指头脚指头过日子了，什么都算不了。所以命运把我这样一个人早早地推进了文学，让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。

我的逻辑思维也是比较发达的，因为我写长篇小说从来都不用草稿，从来都不用大纲，就凭着我的逻辑思维，可以把一个长篇小说，无论多少字——包括最近这篇最开始是四十六万字，也一个字的大纲都没有——就这样写完，所以我的逻辑思维应该很好。

所以说我这个人的可能性也应该是不少的：我可以学医，我可以变成数学家，也可以变成一个宇航员，我的可能性很多，我是一个蛮聪明的人。但是由于没有书、没有教育的文学断裂的时代把我推上一条没有选择的道路，让我毫无选择地选择了文学。

那么还有什么使我选择了文学呢？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，常常目睹有人自杀。因为当时那种非常的生活，自杀是一个大现象，也是个自杀的大时代。一出事就有很多人，我们孩子非常兴奋地每天跑去看自杀。

有一天，就听说有一对老夫妇从楼上跳下来了，然后我们就跑去看，有一个冬青树篱笆，里面是泥巴地，地上有两个坑，肯定是被人砸出来的。人已经被抬走了，没有什么其他痕迹，好像也没有发生什么很惨的事件。但是过了两天我又从那儿走的时候，就起风了，有糖纸从楼上飘下来，五颜六色。楼顶上没有房檐，老头老太太爬到那个房顶上跳下来。当时我记得是1969年，糖果是要凭票供应的，一个人一个月好像才二两糖。那么我看到每天一有风就从楼上刮下来一些糖纸，我就在想象：这对老夫妇在自杀之前，大概把积攒了一年的糖都拿到楼上去，两个人把它吃光了，然后就跳下来。那么吃糖的时候，两个人会想到什么，会谈到什么，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？今天我会去想，在他们决定手拉手跳楼的时候，人性到那一刹那会是什么样的。但是当时我想，哎呀，不管他们怎么样决定把自己的生命终止了，但是最后的一刹那可能还是美好的，因为两个人坐在那儿，一边吃糖，也许还一边讲他们过去的事情，讲他们相恋的时候的事，最后跳下来。每天还不断地有糖纸飘下来，提醒人们从上面跳下来一对老鸳鸯，好像化蝶似的。

我就感觉好像这对老头老太太就化蝶了，当然这个时候我大概是不到十岁，还是一个比较容易幻想，把什么东西都想成童话的时代。那个时候，我看到这种事就觉得不管怎么样，好像还是挺美的。那么这样一种比较凄惨、比较美的东西，在我那个没有正常读书的童年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

还有一个我爸爸的同事，也是一名作家，当时她是一个气质非常高雅的人。她是从北京调来的，楼底下要来抄家了，她听到脚步声就立刻把一百片安眠药吃进去，人们就把她送到医院。结果没有病房接受这种病人，人们就把她放在走廊里，写着病因就是畏罪自杀。当时她的全部衣服已经被脱光了，然后插上各种管子在抢救，就因为她是一个有名的女作家，而且又因为她在这种状况下，所以很多人就想把她身上的被单子撩起来看一看，看看她的身体。

因为她是我爸爸的好朋友，也是我们所有人很敬爱的一位作家，所以我当时就气死了，就坐在那儿死活不要去睡觉，守在那儿一夜，说谁来揭开被单我至少要去瞪他一眼，然后把被单给她盖上。后来她被救活了，昏迷一个星期后被救活了，她又回到了北京。很多年以后，我要出国了，专门拜访她的时候，我特别想跟她讲，一个女人要自杀就自杀到底，千万别到一半又被救活了。你都不知道，就在你的生与死之间发生了什么，那是非常可怕的，而且人性在那时候暴露出来的丑恶不言而喻。有一个电工流里流气地唱着歌走过来，走到她的床边，故意把烟头掉到她的床单上，然后他就抓起那个床单拼命地去抖，这样就能让女人的身体暴露无遗了，我当时看了简直就要……现在想想，世界上怎么有这样丑恶的人，怎么有这样丑恶的心灵？我小时候没这么想，那个时候很小很小，大概是九岁的样子。

我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开始考各种文工团什么的，去跳啊唱啊，很快就被选上了。这样我父母就达到了目的：妹妹走了，哥哥可以留下了。家里只剩下一个孩子，所以他可以留下。就这样我来到了部队里，一下进入了成人的生活，所以很早就知道看人家的脸色。因为一个孩子跟成人打交道，必须学会阅读他的心思，就是看人家的脸色——在部队这种环境里是看人家的一切。所以我觉得我很早就成熟了，能够看一个人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心理活动是什么，对心理学很早就揣摩起来。特别是要学会作为一个女兵在一个男性的社会里面——部队是个男性的社会——怎样存活下去。

最后我在部队待了十三年。第九年的时候，忽然就爆发了一场战争，中越自卫反击战。当时我只有二十岁，因为很缺记者——其实什么都缺，缺护士，缺军医，都缺。我就跟领导说，我好想去当战地记者。他说那好吧——当时任何人申请他都会批准的——但你不能去第一线，就去野战包扎所，去采访伤员就可以了。那时非常快，大概是一两天之内就同意我走，我就背着一支“五四式”手枪，拿着一张特别通行证的票就往前线去了，真是糊里糊涂地从一个舞蹈演员，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战地记者。

从前线回来我就发现，这个前线把我对一切东西的看法都颠覆了。我过去以为英雄主义是一种样子，到了这个时候我发现，一个人的生命、一个人的青春可以一刹那就全改变了、全毁灭了，一个健全的身体可以一刹那就变成了残疾。

我从前线回来后陷入了一种非常抑郁的状态，写了很多诗歌，从个体生命角度来重新思考这种英雄主义。等这些诗歌陆陆续续被发表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原来在一个舞蹈者严歌苓的身体里，休眠着一个作家的人格。如果不是这些机遇，如果不是一场突然的自卫反击战，这个严歌苓是不会醒来的。这时我认为自己很多的东西已经是舞蹈不能表达的了，只有用笔来表达。

从此以后我就被调到了创作组，就是部队养专业作家的地方。五年以后我出国留学，到美国以后我发现，我过去在部队有个说法叫体验生活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体验生活就是假装和某个地方的人生活得一样，搜集一些感受回来写作。那是一种体验，一种姿态，必须要去汲取那样一小块生活，然后把它放大，举一反三，或者“举一反几”地这么去写。

但是到了美国以后一切都不再是体验，是真正的生活。比如说在餐馆打工是为了今天晚上领到那点工资去消费，而不是为了体验什么生活。不像知识分子、作家挺矫情地说什么我要去哪里体验生活。所以我很感谢在三十岁的时候命运又使我重新有了一次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的机会，到了美国的学校。我当时读的书应该说超过此前读过的书的总和，读了很多书。所以我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，直接就去读研究生。当然学校是给了我一些补课的时间，我一步就考取了。

所以我的文学大时代是由于没有文学，或者说是文学的断裂造成的。在美国的时间里，因为是移民，就有了一种“感时花溅泪，恨别鸟惊心”的感觉。到了另外一个国家，由于听力、阅读能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差，所以自己的内心就变得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丰富。这个时候去感受周围的移民生活，那种敏感度就使我在美国写了一大批小说，包括当年的《少女小渔》，一出来就得了台湾的文学奖，接着李安导演就来跟我买这个小说的版权。

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翻身了，不必再到餐馆打工，从那个时候开始真正经营起文学来。再走过来是因为我离开了美国。因为我先生要跟我结婚，所以他失去了他的外交官职位，离开了外交部门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不是特别稳定，一直到他又重回外交部门。这样我们就出了美国，到了非洲，后来去台北，再后来去欧洲，反正我的生活就这样像吉普赛人一样走来走去。

离开美国以后，我发现自己积累下来的那些很大的素材，像《第九个寡妇》、《陆犯焉识》、《小姨多鹤》这样的长篇，我可以从从容容地来写了，我既不是在美国作为一个移民的身份，在那里观察移民和体会移民，也不是在中国大陆继续大陆的生活，所以我把自己曾经记下来的这些故事，包括自己长辈的故事，非常从容地一步步开始创作。

回到中国来参加作家代表大会的时候，我对大陆的文学状况不是特别了解，我在作代会上就听一些人告诉我，文学正在边缘化，现在的图书市场非常差，读者群在缩水什么的，我现在才知道我还是一个比较幸运的人，不管怎么样我的小说总是被改编成影视剧。虽然我说过改出来的东西我都不敢相认，但是不管怎么样它们都给我的小说做了很好的广告，在我这里我还没有看到文学缩水的趋势。

中国文学的大时代什么时候会到来？我也在作代会上听大家都在问中国文学在世界上的地位。现在我就在想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大时代好像正在发生，但是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确实还有待于世界了解。中文本身的难度是一个特例，需要人们在很长时间里去努力。现在的中文小说确实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地位，这也是我跟很多记者说的实话，但是中国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地位越来越受瞩目，所以文化地位很快就会被全世界重视起来。这以后才会有比较专业的翻译作品出来，中国文学可能才会真正的走向世界。我是这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我讲得对不对，只是从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文学大时代。

本文节选自严歌苓《每个作家都要有一只同情的耳朵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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